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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Full Version : Uyghur tarihi we weten teghdi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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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6-10, 13:05
5月末的伊犁,春风和煦,树绿花红,正是最宜人的时节。来自全国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研究清史的专家学者济济 一堂,就清代新疆历史的各种话题展开交流研讨。

《新疆通史》编委会主任吴敦夫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

他说,《新疆通史》是丰富祖国历史文化宝库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对《新疆通史》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和 谐、维护社会稳定上的现实意义,中宣部、自治区领导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现在通史的主体工程,以及92项基础 工程、辅助工程进展顺利,已有31个项目结项或在结项过程中。

在伊犁召开的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是《新疆通史》编撰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按照编委会的计划,主 体工程各卷要举办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研讨会。2008年,编 委会举办了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术研讨会;2009年,举办了新疆两汉时期历史学术研讨会;由于伊犁 地区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所以 ,清代卷的研讨会放在伊犁召开。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在新疆历史上,清代同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现代新疆多民族共同聚居格局最终成形;新疆的开发建设取得了远迈前朝的重大成就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西北边疆危机,并最终导致失去大片领土。探明清代新疆历史的诸多问题 ,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更体现在现实意义上。希望专家们能就清代的政治制度、民族历史、中外关系等畅 所欲言。

《新疆通史》清代卷上册主编、在清代新疆历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齐清顺研究员最先发言。他说,清代新疆对清 朝疆域的形成等,不仅有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所以在《新疆通史》的编撰中特别把清代卷分为上下两册。齐 清顺研究员着重谈的是清代卷编撰中应关注的十个问题准噶尔政权的性质及其与清朝的关系问题清朝与 新疆沿边各部的关系及新疆近代跨界民族的形成问题新疆各地群众反清斗争的性质问题 清代中俄关系与近代中俄西段边界的形成问题清代新疆的屯垦戍边与移民实边问题清代新疆 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问题清代新疆的文化发展问题新疆建省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问题帕米尔问题 与俄、英两国在新疆权益争夺的问题清末新疆的新政问题,因为时间关系,齐先生来不及展开讲,只约 略谈了其中两三个问题,诸如准噶尔政权的性质及其与清朝的关系问题,他说,以前历史书中都将准噶尔定为 叛乱,其实这应该是统一与割据的问题。再如清代中俄关系与近代中俄西段边界的形成问题,真正研究清代与 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史料文章并不多齐先生说,我们编的教材,仍沿袭过去的旧的观点,这些都应该重新 审视;在国内,比如对洋务运动等,都有新的看法和认识,我认为,对以上清代卷编撰中列出的问题,我们也都应 该重新审视和关注。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达力扎布教授谈的正是齐清顺研究员所谈的十大问题中的清朝与新疆沿边各部的关 系及新疆近代跨界民族的形成问题,不过达力教授的话题更具体:清朝与厄鲁特的早期关系 兼论喀尔喀-卫拉特联盟。

卫拉特,在明代汉文献中写作瓦喇,在清代汉文献中又写作厄鲁特,为我国蒙古族之一部,由于在明末清 初主要活动于我国西部地区和蒙古高原西部,所以又称西蒙古。

达力教授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为主,辅以《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及《清实录》等 资料考察了清太宗、世祖两朝与厄鲁特各部的关系。据档案记载,厄鲁特与清朝的关系比地处漠北的喀尔喀与清朝 的关系更好,最早与清朝建立关系的就应是厄鲁特,而不是别的联盟部落。清朝初年,清朝与厄鲁特关系交好到准 备征服喀尔喀时,还请厄鲁特帮忙或不要干涉其事。达力教授通过清世祖给厄鲁特各部首领的信件,分析了清朝拉 拢厄鲁特,分化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策略,认为清朝的分化策略对顺治年间向喀尔喀施压,附属清朝,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640 年,喀尔喀-卫拉特军事联盟建立之后,喀尔喀、厄鲁特两部首领仍然与清朝保持着密切的通使贸易关系,说明喀 尔喀-卫拉特军事联盟只具有抵御清朝兼并的自卫性质,并不是主动结盟与清朝相抗。

达力教授说,元朝灭亡后,从漠北到西部,蒙古各部落仍保持着极强的势力,清王朝在处理与蒙古各部落的关系时 ,也有一个缓慢发展的复杂过程。

新疆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周轩教授的发言视角很独特,乾隆帝平准诗文研究。清乾隆帝以两征准噶尔,平定 回部,完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统一新疆的大业,为功德高于百王帝(洪亮吉语)的君王 。周轩教授以乾隆帝在平定准噶尔期间所作的30多篇诗作、4篇碑文为研究文本,结合《清高宗实录》的记载, 诗文互证 ,诗史互证,以人带事带史,将鲜活的历史史实呈于与会者眼前两征准噶尔的曲折过程;平准中的重要事件和 战役,如格登山之战,如阿睦尔撒纳以缓兵之计逃脱和俄罗斯交还其尸首;平准中的英雄和烈士,如阿玉锡、班第 、玛木特;以及乾隆帝在用人上的失误等。蓦然间,历史变得伸手可触了。

此次学术研讨会甚至吸引来了海峡对岸的学者。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陈维新先生带来的论文题目是:失落的 疆域格登山归属争议探讨,陈先生说,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30多万件清代档案,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新 疆内容的档案。陈先生利用投影展示了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所作的《格登山斫营图》,展示了当时的清朝所属 疆域地形图并结合地图,叙述了清朝失去44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经过,格登山如何被沙俄划走、又重新要回,而前 辈学者又怎样以讹传讹,误以为格登山仍在俄境内的经过,与会者听得认真,神情专注

英雄所见略同,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聂红萍副教授和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的陈剑平副教授关注的都是清朝 甘肃新疆的建置、建省模式问题。

聂红萍谈的是甘肃总督管辖新疆计划的放弃,聂红萍认为,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前后,对新疆的统治思 想经历了几个转变:最初考虑的是在伊犁派驻将军大臣驻兵屯田进行直接统治,在回部地区(今南疆)则任命当地 头人进行间接统治。半年后改而设立甘肃总督管辖新疆地区。但一年后却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决定设立伊犁将军总 统新疆军政事务,陕甘总督管辖范围向西扩展至乌鲁木齐。随后对新疆体制进一步调整,由各城派驻大臣分散管理 体制,逐渐形成伊犁将军统辖三参赞大臣、一都统的管理体制。聂红萍说,这个过程反映了清朝对统治具有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新疆的矛盾思考,体现了清朝对汉族绿营的戒备及对边疆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统治 思想。

陈剑平则对在1884年至1912年这短暂的28年中使用的甘肃新疆省名做了一番解析。陈认为,以甘 肃新疆并称来命名新设的新疆省,这是清政府建省理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与实践尝试,它有效地解决了像新疆这 样的边远地区的建省问题。甘肃新疆省建立以后,甘肃成为新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稳定的重要依托与保 障,充当了新疆与中央政权联系的通道与纽带,二者唇齿相依、互相倚靠。这种建省模式还为后来台湾的建省提供 了成功的经验。1885年,清政府在筹建台湾省时,就沿用了新疆的建省经验,提出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 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见《清德宗实录》)。正是在甘肃新疆省的历史经验上,才会 再次出现福建台湾这样两省并称而实指一省的个案。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王欣教授提请与会者注意两个标志性年份,一个是1874年,一个是1884 年,这两个年份将清朝的海防与塞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王欣教授谈的是晚清整体边防政策的确立,也就是晚 清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而这海防与塞防之争都与新疆的边疆问题紧密相联,遗憾的是发言时间已到,王欣教 授没有时间展开讲。

也许是受到与会专家、学者发言的感染,作为《新疆通史》学术顾问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厉 声主任作了补充发言。他说,《新疆通史》落笔时一定要考虑到这是一部中国的《新疆通史》,一定要把新疆 历史作为中国总体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其次,清代治理边疆是比较用心,比较成系统的,所以要勾勒出当时的真 实的新疆历史的原貌,军府制是有得有失的,我们现在谈得的多,谈失的少,要注意得失兼顾;第三 ,新疆自1884年建省到1911年的近30年是新疆经济、生活发展比较快的阶段,这阶段的成绩不能忽略; 第四,新疆的移民在清代是高潮迭起的,北疆当时主要是从内地迁来的汉族移民,而且北疆内地的移民远远超过南 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疆内的移民问题;第五,要关注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格局的形成;第六,近代新疆到后期,民 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除皇帝外,人们开始有了国家、民族的概念;第七,近代列强对新 疆的政策以及新疆的失地问题不能忽视当前的分裂主义正是清代后期帝国主义侵占新疆的后果之一;第八,要 确立清代中国历史疆界的法律地位,清代新疆西部地区边界是有法律地位的;第九,新疆宗教的发展及其之间的关 系,伊斯兰教应写清楚的是和卓问题,清代是比较好地解决了和卓问题的。最后,要注意到生态环境的变 化,史料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有多少,这部分涉及到新疆经济的发展问题,不能不关注。在清代经营新疆的过 程中,新疆各民族人民对此是做出了贡献的,要全面反映。

紧接着厉声主任的发言,新疆社科院的陈超研究员、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的齐曼乃吉米丁教授、新疆社科院历史所 的贾秀慧副研究员都谈到了清末新疆的新政问题。新政是清朝末年,由清政府为缓解内忧外患提出的、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司法等方面的革新。陈超研究员说,部分新疆官员同意新政,并提出了他们的新政方 案。时任伊犁将军的长庚提出:一练兵,二畜牧,三商务,四工艺,五兴学。新疆巡抚联魁提出:置省、改官、开 垦、兴学、练兵等。陈超认为,新政对新疆近现代最有影响的是兴学。事实上,新政在兴学方面确实是颇有成效的 。据《新疆图志学校志》统计,这一期间全疆兴办学堂606所,有教习764员,学生16063名。学校以 公立为主,私立也不少。齐曼教授谈的是清末新政与新疆地方法制建设;贾秀慧谈的是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的公共卫 生建设;发言选择视角都不大,但却如一滴水折射出大海的颜色一样,透露出新政给晚清新疆带来的 勃勃生机。

新疆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吐娜的发言是关于东归的土尔扈特的试析近代南路土尔扈特、和硕特部的社会经 济,吐娜认为搞清这一切很重要、很有意义,因为人们近来又开始发出疑问:东归的意义在哪里?东归是否促进 了土尔扈特部落的社会经济发展?南路土尔扈特、和硕特东归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一直是新疆蒙古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吐娜根据自己近些年的调查资料和新近挖掘的档案资料对其作了一些研究,主要在畜牧业和农业两方面进行了探 讨。

清代的屯垦戍边、移民开发是专家、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话题,著名学者、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周伟洲 教授,伊犁史地研究方面的专家赖洪波先生,石河子大学的何汉民、张安福副教授,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的李建 平副教授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话题进行了阐述。

周伟洲教授探讨的是清朝前期(1759-1851年)回疆的经济开发,周教授认为,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两汉时期和清朝前期是新疆经济开发的两次 高潮。清统一新疆后实施的军府制跟历代军府制相比,更加完善和有效,保证了清朝中央政令在新疆的通达和施行 ,大大有利于边疆的治理和新疆经济的进一步开发。由于清朝的军政中心和驻兵重点在北疆,加之当时的北疆农业 经济远远落后于南疆,为了供给庞大的驻军粮食和给养,故清朝采取了屯垦养边的方针,对北疆进行了大规模 的开发,实行传统的兵屯之外的各种形式的屯田(如民屯、旗屯、回屯、犯屯等),并移民出关从事屯垦的政 策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北疆进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开发。而南疆的开发虽然不及北疆规模大,但仍然超过了历 史上该地区经济开发所取得的成绩。这得益于清朝在南疆采取的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主要是农业)的措施,如 安辑流亡,劝民垦殖、制定税则,减免赋税、倡导水利,改良农业,清朝在南疆采取的种种措施,经 过20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恢复到叶尔羌汗国极盛时期的发展水平,还略有超过,人口增长迅速,农田开发面积增 长迅速,城镇、回庄建设成网络,从而带来了工商业的发展

原在《伊犁州地方志》任主编的赖洪波先生说,谈起开发,都是屯垦戍边、屯垦开发,而从移民史的角度来谈清代 开发的文章特别少,没有一本书谈到移民对伊犁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着手搞地方志时, 就发现伊犁的移民屯垦特点非常突出:首先伊犁是清代统治新疆的中心,在失去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大片土地之后, 伊犁的地位愈显得重要清代对伊犁的治理非常重视,原因是经过战乱,人口剧减,移民是短期间内,迅速达到 补充人口的重要手段。伊犁移民分两次,一次是乾隆时期,一次是同光年间的移民(据俄资料,这一时期伊犁 人口剧减了17万之多)。两次移民,意义深远。伊犁的移民与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首先是移民过程时间长,长 达一个世纪;其次是伊犁自然环境好,路途远,即使移民,也保持了较自然的增长状态,拉力很强;再次移民点与 移民原住地距离远,短期内清代能迅速完成这一有组织的工程,应该说是堪称完美的工程;第一次的移民中,军事 作用的发挥不可低估,如锡伯营、索伦营等,对戍边卫国起了很大作用。同时移民的大量进入,也促进了伊犁当地 多民族移民文化的形成,当时的八旗制度已转化为今天的伊犁地名,而作为移民从东北迁来的锡伯族最后发展成为 伊犁的世居民族总之,伊犁的移民屯垦对伊犁社会经济包括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正如《新疆通史》编委会副主任苗普生先生所说,这次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在于它增加了文献资料 的研讨。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锡伯族学者吴元丰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1000余 万件档案,其中绝大部分是清代档案,其中满文档案200余万件,而在这些满文档案中,又有着一定数量的新疆 历史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吴先生从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的由来及其特点、种类和内容、出版及其价 值三方面,详细说明了真实的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作用。

在清代西域历史地理学的成果中,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是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道光以后的清代后期,《西域水 道记》与作者的其他两部西域著作《汉书西域补注》《新疆赋》一起,以大兴徐氏三种或西域三种、徐 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等名称流传很广,而《西域水道记》无疑是其中最好的一部。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 域文史研究中心主任朱玉麒近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徐松这一清代著名学者西北历史地理学的领军人物。此次 研讨会,朱玉麒教授交流的话题仍离不开徐松:《西域水道记》的刊刻年代与邓、徐交谊考论,朱教授通过对 该部著作刊刻年代的考证,追溯出徐松与帮其刊印这部著作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深厚情谊,又从邓帮其刊印这部著 作的动机牵引出那一时代已在放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群像朱教授的发言像大学里一堂完美的 大课。

新疆社科院副院长、《新疆通史》编委会专职副主任苗普生先生交流的是两部记述16-18世纪新疆伊斯兰教显贵和卓家族历史的文献:《和卓传》与《大和卓传》。两书除了记述新疆和卓显贵的 世系和活动外,内容还涉及当时的世俗政权及其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它们对于研究明末清初新疆地区的政治、经 济、民族、宗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苗普生先生概略介绍了两书的作者及版本情况、两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存在的 缺陷与问题等。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的玉努斯江艾力副教授和海热提江乌斯曼教授分别就《剑桥大学所藏的两份清代新疆文献》 和《中国穆斯林的战争》一书的学术价值和与会者进行了交流。

30日下午,研讨会在进行完有关《新疆通史》清代卷试写稿审读意见的交流后,由苗普生副主任对研讨会上专家 、学者的发言逐一进行了概括、总结。他说:各位专家的发言,不仅有助于《新疆通史》的编撰,而且对今后编 撰地方史等都有促进作用。

原兵团党委副政委、编委会副主任王崇久在闭幕式上说,这两天的会议议程表明了此次研讨会是一次有水平的高质 量的学术研讨会,通史就是要用生动的史实、严密的逻辑将新疆是多民族的大家庭,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讲清楚,从而更好地为新疆的发展服务。

吴敦夫主任最后说,必须克服浮躁情绪,踏踏实实做好《新疆通史》的编撰工作,我们编委会当初确立的通过通史 工程培养一大批年轻人的目标,现在正在落实中。此次研讨会,许多年轻学者、年轻学生都参加了,是一次很好的 学习,坚持数年,必有收获!(完) (责任编辑:帕提古丽)